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大道”与“天下”,遇见习近平讲述的世界****** (近观中国)“大道”与“天下”,遇见习近平讲述的世界 中新社北京9月21日电 题:“大道”与“天下”,遇见习近平讲述的世界 作者 钟三屏 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让二者在西班牙专家安永脑海中交汇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一句话:“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当时,在谈及世纪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时,习近平藉此表示,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西班牙语,帮助西语国家的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面对习近平这句富有东方哲思的话,安永认为,翻译的关键在于对“大道”的理解。“‘大道’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一个词。我们需要让西语的读者明显看出这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表达,同时又能了解其中的含义。” 习近平使用的“大道”一词,可以追溯到道家思想甚至更早,其中的“道”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符号意义的字眼。外界观察到,从国学经典中寻找智慧、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是习近平经邦论道、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事实上,习近平讲到的这句话就引据自《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 因此,在翻译时,安永也希望让译文能具有西方古典文化的色彩。反复揣摩后,他选择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词“excelencia(表示一切美好的品质)”来解释“大道”,并将这句话翻译为:“La recta excelencia del orbe nos emparenta.”即“遵循宇宙间一切美好的品质使我们亲近。” 这样的翻译方法,也让安永觉得符合习近平主席所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相同的内容,习近平主席用这句话就是为了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他从文本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一家”“不孤”有“共同体”的意味,而“大道”与“命运”则相互关联,“人类”则与“天下”处在相同范畴。在他眼中,“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典型符号。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理想,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这样的“天下观”也显见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 2021年,中国共产党在回望百年发展历程时,就将“坚持胸怀天下”总结为十条历史经验之一。 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胸怀天下”的集中体现。“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正是习近平讲述的“天下一家”的世界愿景。 安永说,回想起来,在他第一次看到“大道不孤,天下一家”这句话之前,似乎不曾看到哪个政党以这样的视角和高度,提出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般关乎世界发展的理念。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理念和非常积极的倡议,它能够连接人心,能够让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安永说。 回到现实,安永的工作在旁人看来,似乎也有些“天下一家”的意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集结了安永等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翻译者,他们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文献介绍给世界。安永说,“翻译是构建文明的一种方式”,这份工作的意义就是“让世界互相理解”。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的这句话,让安永更加理解自己的这份工作。他时常为自己翻译好了某一句话而开心一整天——灵光乍现的那一刹那,他抓住了不同文明交融碰撞的火花。(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中新社、中新网)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